换句话，你可以理解为由自动化程序产生的交易，即普遍意义的量化，正逐渐成熟化，也预示着量化时代已正式到来。

而关于金融量化交易的发展，可以从下文中一探究竟。

量化投资发展史：野蛮、乱象、科学

2008 年 11 月，在金融危机的凄风苦雨中，一场听证会在美国众议院召开，五个西装革履的金融大鳄毕恭毕敬，接受政客们的轮番质询。

这 5 个人都是美国顶级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从左到右分别是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文艺复兴的詹姆斯・西蒙斯 (James Simons)，保尔森基金的约翰・保尔森 (John Paulson)，先驱资本的菲利普・法尔科 (Philip Falcone) 和城堡投资的肯・格里芬 (Ken Griffin)。

美众议院听证会，2008 年，来源：福布斯

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在金融危机里赚了超过 10 亿美元，但在听证会上，他们不得不收敛锋芒，试图消除 “发国难财” 的指责，比如保尔森强调自己的成就是由于 “艰苦的工作和详尽的研究”，而法尔科则哽咽地说自己来自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能赚这么多钱纯是因为相信美国梦。

十二年过去了，这 5 位金融大鳄仍然活跃在投资一线，但在这次新冠危机中，他们业绩却有了明显的分化：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西蒙斯的旗舰基金 Medallion 今年回报高达 29%，而格里芬的旗舰基金 Wellington 也基本没有亏损，顺利躲过股灾。

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是擅长主动投资，而西蒙斯和格里芬则都是从事量化投资，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这是他们业绩分野的重要原因。

与主动投资策略不同，量化交易策略（Quantitative Trading Strategies）不依赖于个人判断，而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来预测投资标的未来价格。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量化基金已经逐渐跻身到美国投资市场的主流，而顶尖的量化机构，也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阿尔法（α）” 就是一种重要的量化策略，简单来说任何一只股票的收益等于 “α+β”，β 是与市场同涨共跌的部分，α 是独立于市场波动以外的部分，即一只股票涨了，可能是由于大盘（β）在涨，也可能是因为股票本身的因素（α）。

刚毕业的大学生写出的量化模型，3 年能赚 5000 倍；基金经理死活不肯对外募资，生怕泄露了自己的惊人业绩；看开盘前 30 分钟股指走势，涨就买，跌就卖，收益照样可观…… 这样简单追涨杀跌的策略能够横行，本质在于相信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具有持续性，这在海外已经被总结为动量策略。

2014 年底的 “α 黑天鹅” 事件。2013 年开始，尽管大盘涨幅不大，但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股起飞，量化基金只要做多创业板，做空 IF 对冲，就可以获得 54% 的年化收益 [11]。然而 2014 年 11 月底，央行宣布降息后股市直冲云霄，小盘股涨幅远不及大盘股，导致超过 1/4 的 α 策略产品回撤超过 15%，多只产品被迫清盘 [12]。

2015 年中股灾爆发。6 月中下旬起，股灾降临使股指期货陷入舆论漩涡。为抑制过度投机、加强异常交易监管，监管层从 8 月开始逐步加大对股指期货的管控，1 个月内连做 5 次调整，提高交易成本，降低杠杆，日内开仓从不限制调整为限 10 手，平仓手续费比例较股灾前提高了超过 100 倍 [13]。

2016 年底市场风格转变，从高估值、小市值的股票转向了基本面扎实、业绩稳定的公司。一些给成长因子、小市值因子给予过高权重的量化基金偃旗息鼓，有过百亿的量化基金遭此一劫一年内规模缩水近六成。

2016-2017 年被称作是量化小年 [14]，但就在这两年连续有一只量化基金摘取了金牛奖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基金的桂冠，这一荣誉在业内被誉为是基金行业的奥斯卡。这只量化基金的掌舵人金昉毅十分推崇国外学术量化派代表 AQR 的学术氛围，因此在加盟光大保德信后，金昉毅要求团队成员每年必须完成一篇学术论文。

2018 年市场萎靡，上证指数全年下跌 25%，主动选股基金几乎全军覆没。量化基金里的指数增强和量化选股也好不到哪里去，唯独市场中性策略因为剥离了大盘（β）风险，一枝独秀。不管大盘表现如何，能够切实为投资者赚到钱，这也是金昉毅做市场中性策略的初心。

1970 年量化投资在海外全部投资中占比为零。待到 2009 年，量化投资在美国全部投资中占 30% 以上 [16]。2018 年全球熊市中，最赚钱的 20 家对冲基金中，有一半以上是量化基金 [17]。美国量化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幕后走到台前。

这一次其实我是在2020年11月中下旬，预测市场会跌，因为2020。3月新冠病毒的关系，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扩表，发水，印钞。导致大量的资金，进入了，股市，楼市，所以在2020年3月-4月，股市有个大型V子反转。